石，是指镌刻文字、颂功纪事的钟鼎碑碣，现在，广义上金石还包括简牍、甲骨、玉器、砖瓦、封泥等器物。
《墨子·兼爱下》：“以其所书于竹帛，镂于金石，琢于盘盂，传遗后世子孙者知之。”可见对于如何将重要之事记录下来并永久流传下去，古人自然早已思索过，以青铜之固，以顽石之坚，此类物质自然是上佳的载体。
如何将碑刻、器皿上的文字与图案永久留存？于是人们想到将宣纸蒙在金石表面，再用墨拓印，金石拓片由此诞生。
其实，拓片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一千多年以前。南朝梁虞和《论书表》有：“拓书悉用薄纸”之语。《隋书·经籍志》有：“其相承传拓之本，犹在秘府。”尽管我们今天已看不到梁朝和隋朝时期的拓片，但可以肯定，梁朝和隋朝就已经出现拓片。
《隋书·经籍志》中最早出现“传拓”一词
所幸，在敦煌石室所发现的大量文书图卷中，竟然夹杂着一卷唐太宗所书的《温泉铭》拓本，更幸运的是，在拓本的末尾边角处，还有一行墨书小字：“永徽四年八月围谷府果毅儿”——这个准确无误的纪年，使这件《温泉铭》拓本被确认为是唐初的拓本，即世界上现存最早的传拓本实物。目前此拓本藏于法国国家博物馆，而在中国国家图书馆只留存有这部拓本的清末照相本，不能不说是种遗憾。
唐初《温泉铭》拓本局部（尾边墨字为纪年题记）
窦臮《述书赋》云：“岐州雍城南，有周宣王《猎碣》十枚，并作鼓形，上有篆文，今见打本。”“猎碣”即“石鼓文”。文中所说的“打本”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拓本或拓片。由此可见，在唐代就已经有石鼓文拓片流传。
到了宋代，拓片已盛行风靡，由于文化发达，刻帖业的兴盛，拓印技术得到了空前提高，为后世留下了许多珍贵拓片，当时对拓片就有“下真迹一等”的评价。宋代欧阳修收藏碑帖拓本上千卷，还编写了《集古录》，开拓片收藏研究大家之先河。赵明诚与妻子李清照一生酷嗜金石彝器，对两周以来金石遗文无所不涉，后辑成《金石录》传世。
赵明诚李清照夫妇合著《金石录》
明清及民国，拓片拓制水平不断提高，拓制范围不断扩大，种类和方法更加多样，金石拓片的收藏也迎来又一轮收藏高潮。如董其昌、赵崡、王铎、金冬心、翁方纲、包世臣、陈介祺、端方、杨守敬、罗振玉、康有为、张伯英、朱文钧、周肇祥、鲁迅、于右任等等都是收藏拓片大家之代表。
正是因为传拓技术与拓片，使得这些作为载体的金石器物即使遭受日晒雨淋、漫漶剥蚀，或经兵燹焚毁、残缺不全，其上所承载的文字、图案、纹饰也能淌过历史长河流传至今。
说到金石拓片，就不能不说传拓。
一张宣纸，轻敷于凹凸有致的器物之上，浸湿打实，使器物上的字形和纹路凸显出来，以拓包（亦称扑子）蘸墨或者朱砂，轻点凸痕，使之完美浮现于纸本之上，这就是传拓。
所谓传拓，亦称棰拓。“传”与“拓”两字具有不同的含义。《字彙·人部》曰：“传，续也。”陆明德认为：“传者，相传继续也。”拓，就是用纸和墨从铸刻器物上捶印出其文字、图像或花纹。
作为我国一种复制与保存文献的传统技法，传拓是将纸覆在碑刻、青铜器、甲骨、陶瓦器、印章封泥、古钱币等器物的文字、图形、纹饰之上，采用墨拓手段，将其原大拓印在纸上的技法。又因此法主要应用于金石器物上，所以也称金石传拓技法。
古人传拓青铜器纹样
而古代传拓技术的发明与广泛应用的起始年代，据学界推测，最有可能是汉代，因为那时传拓所需的物质条件已经齐备，而恰恰在这一时期，又出现了由官方核定的儒家经典石刻“熹平石经”。
据传当时，蔡邕书《熹平石经》及魏《正始三体石经》，一经刻石，立于鸿都门学，在独尊儒术的时代背景下，各地的儒生纷纷前来“取经”，除了抄写而外（抄写难免有笔误和缺漏），最简便易行的方式就是“拓”一套原本真迹，携归研读。由此，传拓成了大家必备的“手艺”，传拓术的传播和普及当在此时，这是可以想见的。
在近日西安中国书法艺术博物馆中的“拓古传今-怀星堂藏金石拓片展”中亦有东汉“熹平残碑”拓片的“惊艳亮相”。
本次展品：东汉“熹平残碑”拓片
到了现在，传拓技艺成为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而备受重视，为传承这种古老技艺，西安中国书法艺术博物馆也开设有制作拓片的体验活动，希望游客能通过亲手制作拓片来了解古老文明的传拓文化、绚丽璀璨的青铜器文化、雅意隽永的赏石文化、清雅高古的金石写意文化……
青铜重器——以器载道，以拓传艺
“拓古传今－怀星堂藏金石拓片展”目前在西安中国书法艺术博物馆火热展出，展览吸引了众多书法和篆刻爱好者前来参观，他们通过这些金石拓片，在纸墨之间感受历史与艺术的完美融合，感受传拓与书法的内在关联，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从这一期开始，为了让大家进一步了解这些拓片背后的故事，以及金石拓片对于文化传承的重要意义，我们将以本次展览的展品为基础，从青铜铭文、秦砖汉瓦、碑版墓志、玉器铜镜、摩崖造像等五大系列来解读这些拓片背后的器物与历史、经济、军事、民俗、文学、艺术、建筑以及书法等不同领域之间的关联，同时，带领大家触摸华夏文明的生动脉络……
在之前的书法趣史第二期（点击查看）中我们着重讲过中国古汉字的一种书体——金文，所谓金文就是指铸造在殷周时期青铜器上的铭文，但经过漫长岁月，现在这些青铜器或被侵蚀损害或被保护于博物馆，其上的铭文只能通过拓片传承给后世，成为书法爱好者研习篆书的珍贵样本。
通常，在考古学家的定义里，夏商周三朝都是中国的青铜器时代，而一般说的青铜器是指由铜铅、铜锡或者铜铅锡的合金。虽然铜器在我国仰韶文化时期就已有发现，比方说仰韶文化的姜寨遗址就出土过黄铜管。
姜寨遗址出土的黄铜片和黄铜管
但到了夏商周时期，青铜器才逐渐从当时人们生活必需的容器，演变为富有宗教信仰、富有政治意愿、富有精神内涵的礼器，从而这些青铜器中也铸上了相应的铭文。
从左至右依次为鼎、簋、觚、斝、爵
从历史角度来看，这些铭文记录了当时王室贵族的重要事件，为我们研究历史提供了事实依据；从文字发展来看，我们可以通过这些青铜器铭文清晰了解夏商周不同时期金文的演变；从书法艺术角度来看，到了青铜器发展鼎盛的西周晚期，金文用笔遒劲苍健，淳厚古朴，结构规律更强，字形大多取纵势，中锋用笔，自然圆浑。这一时期亦是西周金文的纯熟时期，为后来的秦石鼓文和秦小篆奠定了用笔和结字的基础。
在众多青铜器中，大盂鼎、散氏盘、毛公鼎、虢季子白盘被称为书法史上的“四大国宝”，而本次书博“拓古传今－怀星堂藏金石拓片展”的展品中也有极具代表性的青铜器铭文拓片，跟我们一起看下去吧！
盘，盛水器。据文献《礼记·内则》载，“进盥，少者奉槃，长者奉水，请沃盥，盥卒，授巾”。商周时，贵族在祭祀和宴饮前都要行沃盥之礼，用匜往手上浇水，盘放在手下面承接洗过手的弃水，以昭显其清洁。
墙盘也被称为史墙盘，铸于西周恭王时期，是西周微氏家族中一位名叫墙的人为纪念其先祖而做，为首批禁止出国展览的文物。墙盘内底部铸刻有18行铭文，共计284字，记述西周文王、武王、成王、康王、昭王、穆王、恭王七代周王的重要功绩以及作器者的家世。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发现的最长的一篇铜器铭文。
此铭文字体为西周时期的标准字体，其字形整齐划一，笔式流畅，笔画无论长短纵横，都有向背的弧势，宛转圆融，有着浓郁的书写意味。作者又注意笔画间的穿插呼应，结字方整，呈现一副精巧秀雅的姿态。铭文字体为当时标准字体，字形整齐划一，均匀疏朗，笔画横竖转折自如，粗细一致，笔势流畅，有后世小篆笔意，也是西周金文书法成熟形态的代表作。
簋，读作“诡”（Guǐ），是古代中国用于盛放煮熟饭食的器皿，也用作礼器，圆口，双耳。流行于商朝至东周，是中国青铜器时代标志性青铜器具之一。《周礼·地官·舍人》：“凡祭祀，共簠簋”。古籍中多写作簋，而青铜器自铭则常为“皀殳”。
该西周冬簋盖内及腹内壁各铸铭文十一行，内容与行款均同，每行十二字，加重文二，共一百三十四字，它生动地再现了发生在3000年前的不见史载的那场战争，铭文不仅是西周时期一件书法精品，而且是目前发现铜簋中铭文最长的。
此簋，西周宣王时期青铜器物，器物内壁铸有铭文112个字，是记载西周册命制度最完整的文字之一。此簋铭文整篇书法布局相互揖让，错落有致，笔法圆劲古朴，是研习西周成熟时期不可多得的金文范本。
镈是一种形制接近于钟的中国乐器。秦公镈，造型雄伟，镈身饰有四道飞棱，纽上有环。镈身下部环形带状部位刻有135字铭文，记述了先祖秦襄公被周王“赏宅受国”之事，以及文公、静公、宪公三代治国兴邦的业绩，表示自己要继续虔诚祭祀祖先和上帝以求得秦人的福祉。
由铭文拓片可见，秦公镈铭文字体舒展，多圆转，行列随之疏朗，字法亦流美遒宛，是学习大篆的上佳范本。
权，就是度量衡器，有人认为它是天平的砝码，但也有学者认为是杆秤的秤砣。
量，斗斛也，古代测量容积之器具，亦始于秦，秦代为统一全国量制而由官府颁发的标准量器。秦朝铜量有椭圆量、方升、圆升。
秦始皇为了巩固中央集权统治和发展经济，而改革和统一度量衡制度，他用当时的最高法令形式——“诏书”颁布秦国的度量衡制度，来废除其他各国的度量衡制度。
本次展出的秦权与秦量既有平面拓又有全形拓，其上铭文均为此诏。相传秦诏最初为李斯所书，不过设想一下全国那数不清的权量，上面的铭文当然不可能出于一人之手。
通过这次展出的拓片也可以看出，这些秦诏铭文中虽然也有严肃、工整的，但大多数纵有行，横无格，字体大小不一，错落有致，生动自然。更有率意者，出于民工手中，或缺笔少画，或任意简化，虽不合法度，却给人们以天真、稚拙的美感。
此为西汉时期“阳信家”铜鼎，腹外侧铭文:“阳信家，容二斗，并重十六斤，第十七，黄山。”盖外侧铭文为:“阳信家铜二斗鼎，盖，并重十四斤四两，四年二月工官得指造，第十二，函池。”
从拓片来看，铜器铭文为小篆体势，字形扁方，刻画凝重方整，与秦代诏版、权量上的文字一脉相承，也与传世汉代印章上的“摹印篆”书法风格相似，是汉代金文小篆书法作品中规矩一路的典范之作。
时光荏苒，这些器物可能会被侵蚀，但拓片可以承载古文明的闪光亮点，但一张拓片留下了历史的真迹和原貌。拓片展览是一个民族特有文化的体现，书博本次金石拓片展将持续至9月9日，欢迎来观展，这里既可以欣赏名家的笔精墨妙，又能了解那些你不知道的过往史事，还能借拓片领略古代匠人的智慧与勤奋。
青铜重器，文字演变，通过一张张墨色不同的拓片，等着我们一代代中国人继续传承……
秦砖汉瓦——曾经椽头风和雨，拓来一纸问秦汉
金石拓片系列的上一期，我们以西安中国书法艺术博物馆的“拓古传今－怀星堂藏金石拓片展”中的展品为基础，讲了青铜铭文背后的故事，今天，我们就来聊聊秦砖汉瓦……
秦砖汉瓦，并非专指“秦朝的砖，汉代的瓦”，而是泛指秦汉时期的青砖与古瓦。它们历千年而不朽，以精美的文字、奇特的动物形象、充满活力的生活场景，再现了当时人们的现实世界与美好愿景。通过传拓，秦砖汉瓦也成为人们研究书法、篆刻、绘画等传统艺术的宝贵资料，对于研究中国古代各时期历史、政治、经济、文化、民俗也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瓦当，俗称瓦头，它是我国古代建筑中用于筒瓦顶檐上的一种建筑构件，指的是在筒瓦顶端下垂的特定部分。瓦，即具有圆弧的陶片，用于覆盖屋顶；所谓“当”，据解释：“当，底也，瓦覆檐际者，正当众瓦之底，又节比于檐端，瓦瓦相盾，故有当名”。
最早，西周中晚期周原（今陕西扶风）上的建筑已经有瓦当使用。战国时期，城市建筑业的日益发达，随之引起了砖瓦制陶工艺的发展。最初的瓦当是半圆形的，称半规瓦，秦代的瓦当由半圆发展为全圆形。
秦代瓦当纹饰多样，有动物纹、昆虫纹、飞禽纹、植物纹等。例如：夔纹、鹿纹、四兽纹、豹纹、飞鸿纹、凤纹、蝉纹、云纹、树纹等。
动物纹瓦当上多以鹿、豹、鱼、鸟等为主，这种动物情结源自秦人祖先的游牧狩猎活动。此后，汉承秦制，国力更加强盛，又建长乐、未央、建章宫等四十余座宫殿，使关中豪华建筑到达巅峰，瓦当图案的艺术性也抵达前所未有的高度，尤其是以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神兽瓦当最为出色。四神兽在古代为“天之四灵，以正四方”，具有辟邪禳灾的神力。四神兽瓦当的构图饱满得当，造型夸张，气势磅礴，雍容堂皇。
四神兽瓦当
（左上：青龙、右上：白虎、左下：朱雀、右下：玄武）
汉代是瓦当发展的巅峰时期，这一时期的瓦当做工精细，除了图像瓦当、图案瓦当、云纹瓦当之外，还出现了装饰有文字的瓦当。
从书法角度来看，这些瓦当上的文字字体丰富多彩，篆书最多，隶书较为少见，篆书中又有缪篆、鸟虫书、芝英体、龟蛇体，还有类似飞白体及少数蝌蚪书。阳文多，阴文极少。排列组织和谐匀称，布局讲究，显示出汉代质朴浑厚的艺术风格。当时的瓦当书法简拙浑朴有之，畅逸遒丽有之，圆润婉美有之，又或峭拔刚挺，或雄博古穆，或绵劲流秀，气韵生动。
这些文字瓦当上的文辞多为一些祈福的吉语，其内容丰富，词藻华丽，内容多吉祥颂祷之辞，如“长生无极”“长乐未央”“长生未央”“富昌未央”“千秋万岁”“延年益寿”“与华无极”“与华相宜”等，圆心为中心，向四面八方伸出辐射线，如太阳纹。其艺术观赏性可与精致的印章相媲美。
这些瓦当上的书法也有节奏化的情感表达，是生命的艺术，喜则气和而字舒，怒则气粗而字险，哀即气郁而字敛，乐则气平而字丽。情有重轻，则字之敛舒险丽亦有浅深，变化无穷。
近日书博“拓古传今－怀星堂藏金石拓片展”中展出的“汉代延年益寿瓦当拓片”“汉代甘泉上林瓦范拓片”“汉代祋栩瓦当拓片”上的铭文表达了何种书法气韵？大家可以去位于大明宫南宫墙西南角的西安中国书法艺术博物馆去看展，细细品味秦砖汉瓦的拓片之美，直观感受瓦当文字的华美内涵！
本次展品：汉代延年益寿瓦当拓片
本次展品：汉代甘泉上林瓦范拓片
砖，是古代建造房屋、城墙、道路、陵墓的主要建筑材料，用来砌墙、铺地、贴壁，最早出现于西周晚期的陕西扶风周原遗址。但直至西汉，砖多只能为皇家显贵享用。约至东汉，砖开始在民间广为使用。
汉砖，特指盛于两汉的中国汉画像砖和文字砖。汉画像砖常用于墓室建筑装饰，彼时达官显贵厚葬习俗大兴于世。而文字砖多是一些具有装饰作用的吉祥文字，表达了当时人们的理想和向往以及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与祈望。
这些吉语、占祥祈祷之语有如“海内皆臣、岁登成熟、道毋饥人”砖、“单于和亲、千秋万岁、安乐未央”砖、长乐宫的“长乐未央、子孙益昌、千秋万岁”砖、“夏阳扶荔宫令壁与天地无极“砖、四川出土的“富贵昌、宜官堂，意气阳、乐未央，长相思、毋相忘，爵禄尊、寿万年”二十四字砖等等，通常书法讲究，富装饰趣味，与宫殿瓦当之精美相匹配。
“海内皆臣、岁登成熟、道毋饥人、践此万岁”方砖
东汉时代，厚葬习俗遍及民间，小砖室墓上吉语砖铭大量出现，最常见的吉语是“大吉祥”“宜子孙”“富贵昌”之类，且与图案花纹相互映衬，表现了特有的装饰美。
本次书博“拓古传今－怀星堂藏金石拓片展”中就展出有“汉代十三字吉语砖拓片”，拓片上清晰可见“家富昌田大得谷后世长乐未央”，铭文作篆而存隶意，方整而见圆活。同时，本次还展出有“汉代大吉利砖拓片”。这些砖文拓片让后世的我们可以穿越时空了解当时人们对于理想生活的向往与追求。
本次展品：汉代十三字吉语砖拓片
同时，通过文字砖拓片，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砖文的多样书体，有大篆、小篆、缪篆、虫书、八分、隶书、章草、今草、行书、楷书，同时每一种书体的规范化与草率化两种倾向。这也反映了当时民间书法的真实状态，与汉代碑刻、简牍、玺印、铜铭、瓦当、陶器等同时期不同载体上面的文字一起构成了整个汉代书法史，是研究汉字形体演变弥足珍贵的实物资料。
陕西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更是“秦砖汉瓦”的主要出土地。作为文化与商业之都，长安曾是世界的中心，尤其到了秦汉盛世，房屋建筑及装饰工艺发展迅猛，这里的一砖一瓦都承载着厚重的文化，演绎着千年的历史。
“秦砖汉瓦”大多已淹没于历史烟云，但作为秦汉时期的鲜明文化符号，它真实再现了博大精深、广袤深邃的华夏文明遗韵，拥有永恒的艺术生命力。当中华建筑艺术与书法艺术相融合，秦砖汉瓦成为了中国古代匠人的艺术天地，而这些砖瓦拓片将此艺术源流承继下来，让后世可以追根溯源，了解瓦当文化，领略汉字之美，如今这些拓片汇集于西安中国书法艺术博物馆，为观众奉上一场艺术盛宴。
一枚瓦片就是一页鲜活的历史，一块砖就是一部耐人寻味的传奇故事，一张拓片就是一个文化传承的见证。来书博，看一场拓片展，追寻文字演变脉络，传承中华书法艺术！
玉器铜镜——器之美，匠之心，流光千年的中国纹饰
与青铜铭文、秦砖汉瓦、碑版墓志相比，玉器铜镜拓片则更注重纹饰，在西安中国书法艺术博物馆的“拓古传今－怀星堂藏金石拓片展”中也有不少玉器铜镜的拓片正在展出……商周至秦汉时期，纹饰与文字并行，都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通过不同载体而传承下来的纹饰不仅是考古学、文物学研究的对象,也与神话传说、民俗学、历史学、人类学等学科密切相关,更是我们了解古代宗教、美学、艺术的一个重要途径。
许慎《说文解字》中说：“玉乃石之美者，有五德：润泽以温，仁也。鲤理自外，可以知中，义也。其声舒扬远闻，智也，不挠而折，勇也。廉而不技，洁也。”
中国人对于玉器的使用，从旧石器时代至今已有5000多年的历史了，它记录了人类社会的变迁。从用途来看，佩饰分为玉束带、玉佩、玉梳、玉发簪、玉带钩、玉带板等；作为礼器，则有被《周礼》称为“六器礼天地四方”的玉璜、玉琮、玉璧、玉圭、玉璋、玉琥。
玉器的形状纹饰也随着朝代变化而大不相同。我们常见的玉器纹饰有瓦沟纹、象纹、凤纹、龙纹、虎纹、饕餮纹、蝉纹、谷纹、乳钉纹、云纹、云雷纹、蒲纹、如意纹、蟠螭纹、夔龙纹、虺纹、涡纹、人面纹等等。通过拓片， 我们可以了解到不同朝代的玉器纹饰的雕刻技法、构图、表现的主题，并能从中品味到不同的历史韵味。
各种谷纹
、
双头云纹
商代的玉器纹饰分开来看，只是零散的回纹、三角纹、刀雷纹，本身并不能构成具体的图形，但合起来看却与造形密切配合，可谓线随形转。而且玉器不论是人物、禽鸟或走兽，皆有突出眼睛部位的倾向，不但比真实的比例大，且多呈图案化，其中尤以臣字眼最具特色。
西周玉器与商朝一样注重线条，但西周玉器的纹饰则往往自成动物纹或同体纹，与造形没有必然联系。线纹多弧形，且线条连成封闭图案，如同一个个独立的书法字，也像是解谜游戏，数个龙纹、凤纹、人纹样稿组装，可以形成复杂的图样。
西周侧面玉人龙纹组装
待到春秋时期，流行起了虺（hui三声）龙纹，以之为基本单位，可进行复杂的组装。纹饰由高低平斜扭转的线条，造成光影闪烁的效果，介乎平面与浮雕之间。相较之下，战国时期的审美走向纹样规整单一的风格，讲究对称之美。
到了汉代，玉器中高浮雕和圆雕增多了，镂孔花纹和表面细刻线纹增多了。浮雕和素面玉器的表面抛光技术也有所提高，如满城汉墓出土的玉器已是表面磨得象玻璃一样光滑。器物的轮廓线和刻纹，也都显得很流利。这些变化反映了汉代社会的变化以及风俗和思想(尤其是宗教思想)的变化。
汉代，算是玉器史上一个承前启后的时代，此后，玉器更加立体化、实用性，纹饰也更活泼，更具现实感。但本次拓片展中的玉器拓片多以西周、战国、汉代为主，所以汉之后的玉器我们不再深入探讨。但古玉纹饰中的文化与匠心，值得我们不断去发掘。
本次展品：西周鸟衔鱼玉佩拓片
本次展品：战国龙首玉璜拓片
和今天镜子的功能类似，铜镜本为“整饰容颜，修尔法服，正尔衣冠”，但由于其“刻画之精巧，文字之瑰奇，辞旨之温雅”（罗振玉《古镜图录》），兼备工艺美、文字美和语言美，折射出各朝代的社会风尚与审美情趣，见证着中国古代政治、经济、文化的盛与衰，也映照着华夏文明之美的历程。
距今4000多年前的齐家文化出土的七角星纹铜镜是我国已知最早的铜镜。在商王武丁妻子妇好墓中也发现了铜镜，作为武丁与妇好爱情的见证，死后随之入葬。与齐家文化类似，商代铜镜镜背以几何纹居多，有七角星纹、平行线纹、叶脉纹、多圈凸弦纹等，还有素面镜。
齐家文化出土的七角星纹铜镜
战国时期是我国铜镜的第一个发展高峰期，铜镜主要流行于浪漫的古楚之地，因为当时在这里发现了大批铜矿，成为大量铜镜产生的必要条件，而且这一时期镜背的纹饰也更为多样化，出现了龙纹、蟠螭纹、菱形纹、兽纹以及四叶纹等丰富多彩的纹饰。
两汉则成为铜镜的繁荣鼎盛时期。这一时期的铜镜，不仅比战国时的铜镜更轻巧，也更实用。多以四乳钉为基点形成四分法布局，而且严格讲求对称。纹饰主题更为明确，繁而不乱，多出现博局镜（也称规矩镜）、四神镜等图案。镜背铭文流行，且多呈现“大富贵，乐无事，宜酒席，日有喜”、“见日之光，长毋相忘”等吉祥语，成为花好月圆、团圆吉祥的象征。
在本次展览中就有汉代“尚方四神博局镜”拓片，就可见其外环清晰的吉语铭文：“新有善铜出丹阳,炼冶银锡清而明。尚方御镜大毋伤，巧工刻之成文章，左龙右虎辟不祥，朱雀玄武顺阴阳，子孙备具居中央，长保二亲乐富昌，寿蔽金石如侯王兮”。
同时，由此拓片，我们也可以一窥铜镜中的书法美。汉代是篆书向隶书过渡和隶书逐渐昌盛的时代。铜镜中的书法，正好体现了这样的时代特征，虽然铭文中篆书仍占有重要地位，但与隶书同时产生的八分字，在铭文中更为突出。所谓八分书，是指保留小篆之八分，从而保留有传统的审美韵味。这样，八分书与篆书在一起，就显得匹配和协调，更适合当时的时代需要与时代审美。
除了圆形铜镜外，还有相对少见的矩形铜镜，本次展出的就有唐代山水纹方镜拓片。隋唐是我国历史上铜镜高度发展的时期。这一时期的铜镜，不仅形态多，纹样活泼，有花鸟镜、团花镜、瑞兽鸾鸟镜、四神十二生肖镜、人物镜、盘龙镜、八卦镜、万字镜等，还出现了特种工艺镜，如金银平脱镜、金背瑞兽葡萄镜，兼具实用性与艺术性。
另一种唐代特有的高级定制奢侈品是金背镜。如西安博物院藏金背瑞兽葡萄镜，形制与工艺都堪称一流。金背镜是指将金皮贴上锤鍱出浮雕式的纹样，放在预制的模子内，压印突起的花纹，再经錾刻而成背壳嵌入铜镜背面。纹饰中的瑞兽与葡萄都是舶来品，见证了辉煌丝路上的繁荣贸易。
宋辽金以后，铜镜铸造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此时的铜镜使用对象发生了变化，由过去的奢饰品转化为大众百姓的民间商品，乃至出口国外。因此在纹饰上更加贴近民众的生活，历史故事、宗教信仰、民间传说、大众生活，无不在铜镜的纹饰中得以展示而流传深远。
本次展品：东汉长宜子孙变形四叶兽首镜拓片
看着玉器铜镜上的纹饰与故事，犹如一幅幅精美的画卷，历史的人文气息扑面而来，无不令人心驰神往。
这些美器只是历史留给我们的片羽吉光，所幸有一幅幅精美的拓片将这些饱含中华文明之美的器物呈现于我们眼前。刻划之精巧、文字之瑰奇、辞旨之温雅，都让我们仿佛能一睹其当年之“美貌”。
玉器铜镜的纹饰通过拓片向我们清晰展示了中国人传统美学的脉络。相比高难度的青铜器全型拓片，玉器铜镜拓片以其多样性而更显得丰富多彩，自成气象；相比摩崖石刻的书法拓片和碑拓，玉器铜镜拓片因其图文并茂更显得异彩纷呈；而相比瓦当、汉砖和画像石拓片，玉器铜镜拓片更为精致规整。
正在书博举办的“拓古传今－怀星堂藏金石拓片展”即将于9月9日结束，如果想通过金石拓片与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一路同行，来一睹前人的审美与匠心，就来书博看展吧！
碑版墓志——一方碑志一段史
中国书法的载体从甲骨到青铜器，从碑石到绢帛、纸张，凝固了汉字在各个时期的光彩，使中国书法成为世界美术史中的一朵奇珍，形成了东方视角下的独特审美观。
而金石拓片作为中国书法艺术传承的介质，不仅是研究文字演变的可贵资料，更是学书者研习书法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宝库。虽然书博的“拓古传今－怀星堂藏金石拓片展”已经结束，我们也从青铜重器、秦砖汉瓦聊到了玉器铜镜，了解了金石拓片的魅力，今天，我们将继续这个系列，看看碑版墓志对于中华文化延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
中国的碑文化源远流长，根据文献记载，早在春秋时期已有之。《仪礼·聘礼》曰：“东面北上，上当碑，南陈。”东汉著名学者郑玄注：“宫必有碑，所以识日景，引阴阳也。凡碑，引物者，宗庙则丽牲焉以取毛血，其材，宫、庙以石，窆用木。”
古代碑刻经过数千年的发展演变，形成了很多不同的类型，如碣石、摩崖、碑、墓志、塔铭、造像题记、石阙与神道柱、墓莂、石经等。
东汉“熹平残碑”拓片
刻碑的风气兴起于汉代，目前仅传世的东汉碑刻就有近二百种之多，可见当时刻碑之盛。到了北朝时期，碑刻呈现出一派前所未有的繁荣兴盛局面，在我国书法文化史上极富盛名的“北碑”，即是指这一历史时期的各类碑刻。而许多著名的北碑，又多刻立于元魏时代，故人们往往又以“魏碑”称之。这一时期许多碑碣、墓志、摩崖石刻和造像记，都具有很高的书法、历史和文物等方面的价值。魏晋以后，朝廷屡申禁碑之令，刻碑之风遂被遏制。
直到唐代，此风又兴，鸿碑巨制，屡见不鲜，而且对碑的使用形成了一定的等级规定。据《通典》卷一〇八和《唐会要》三八记载，唐时期对不同等级的人使用墓碑的规格做了详细的规定，不同社会等级的人在碑碣的题字，碑各部的尺寸、形式、花纹图案等方面，都有严格的规定，并将之纳入了法律条文。
后世之碑基本上是对唐碑的沿袭，没有再发生什么重大变化。
中国古代十分重视丧葬礼仪，不仅在地面修筑神道，树立碑版，在墓室中随葬各种生活器具，而且还将死者的家世、籍贯及生平事迹书刻在石板上埋入墓中，称为墓志。其性质、功能与碑相近，只是形式与碑不同。
墓志在东汉后期开始出现，魏晋南北朝以后逐渐普遍。早期的墓志形制与地面的碑版相似，但形状较小，所刻的文字内容也比较简略，书法、刻工都显草率。到北魏时期，墓志发展到成熟阶段，通常由两块大小相等的石板组合而成：上面一块用篆书刻墓志的全称，四周镌刻花纹装饰，称为志盖；下面一块用楷书刻墓主的家世、事迹、死亡和埋葬的时间地点等情况，最后是一段四言韵语的铭文，所以又称墓志铭。
隋唐时期延续了南北朝的风气，墓志的使用达到高潮，上至皇亲国戚，下至平民百姓，死后都有墓志随葬。特别是唐代，楷书艺术登峰造极，许多墓志都由著名书家来书写，即使是出于无名人之手，也往往具有很高的书法水平，成为后人学习楷书的良好范本。
欧阳询楷书李誉墓志 局部
宋元时期已经有古代墓志出土，但数量不多，也未引起重视。到清代后期，随着金石学兴起，特别是碑学观点在书法界盛行，人们开始关注魏晋南北朝的石刻书迹，墓志也成为研究、收藏的重要对象。
历史烟尘中，诸多碑版墓志在出土之后，或经历辗转倒手，或毁坏遗失，所以拓片就更显珍贵。这些拓片不仅具有书法价值，还有很高的史料研究价值，在西安中国书法艺术博物馆刚刚结束的“拓古传今－怀星堂藏金石拓片展”中，也展示了多幅珍贵的碑版墓志拓片。
让我们从这些拓片中，去品味碑刻书法的不同笔意，去了解铭文背后那些留存于历史的人与事……
冯承素之父冯师英墓志《大唐故左监门长史冯府君墓志铭并序》，2015年出土于西安。据志文可知，该志由冯承素书撰。
冯承素在中国书法史上是有着极其特殊地位的人，由他所摹的“神龙本兰亭序”被誉为兰亭诸版本中“最精妙者”，是公认摹本中最接近兰亭真迹的一种，现藏于故宫博物院。由他为父亲所撰的墓志，细看起来字字风流，得兰亭神韵，研其技法，无一笔不是来自传统，然其瘦劲，俏丽，洒脱，畅达，绵密，以及通过结字，章法所体现的抒情诗一般的韵律却是书家自己的意象，在中和中求变化，其艺术成就绝不在“初唐四家”之下。
《南川县主墓志》，全称《大唐赠南川县主墓志铭并序》，唐天宝十一年(752)刻，志呈正方，边长 61厘米，正文21行，满行23个字，由唐代书法家韩择木所书。
韩择木以隶书驰名盛唐，风格严正清劲。《南川县主墓志》是其极有限的几件楷书作品之一，书风端庄平和，清劲圆融，结构疏密妥当，笔划圆润劲健，与其声名显赫的隶书同样有自己较为独特的书法面貌。此墓志拓片为我们了解韩择木的楷书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反映了他在两种书体上的相互渗透借鉴及深厚的用笔功底，是一件不可多得的唐楷墓志佳作。
北魏正书欣赏《穆亮墓志》，北魏景明三年(502)刻。志石呈方形，高66厘米，59厘米。铭文正书20行，行22字，书法俊美挺劲。1925年河南洛阳城东北西山出土，同时出土的还有其妻亮妃墓志。1939年于右任将其捐给西安碑林。穆亮，生年不详。官至太尉领司州牧骠骑大将军，北魏景明三年(502)葬于河南洛阳。
此志在北魏碑志中属早期作品，其书法结构严谨，字势端庄稳重。棱角分明而不锋利，笔画丰腴而筋骨内含。笔画壮实，结体谨严，形态多呈方形，气势稳健大度，骨力收含，为北魏墓志前期厚重盛大书风的又一种表现。
夫人天水赵氏碑西晋泰始四年(268)刻。出土时间地点不详。碑为尖首，身首一体，高仅27厘米，宽10厘米，额部刻减底双兽，碑身两侧各刻一供养人。碑中部刻字二行，右行为“夫人天水赵氏”六字，左行为“泰始四年七月三日造”九字。隶体。书法秀丽，为记墓刻石，被认为是石刻墓志的早期形态。
《三体石经》刻于公元241年（三国魏齐王曹芳正始二年），是继东汉《熹平石经》后建立的第二部石经，原立于魏都洛阳南郊太学讲堂西侧。碑文每字皆用古文、小篆和汉隶三种字体写刻，这在中国的碑文历史上都是绝无仅有的。
这些汉代砥石上铭刻着大汉帝国军人最后的荣光，这些砥石原是汉代军队将士的磨刀用石，其上文字也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墓志。但这些磨刀石上镌刻的文字记载了西汉时为国捐躯的将士们的姓名、籍贯、职官、所在军队、征战对象、阵亡时间，堪称后世墓志铭的发端。从艺术角度看，这些石刻文字的造型、用刀、章法等等可以为当代书法艺术与篆刻艺术的学习与创作提供很多的参考和借鉴。
看了这些，您大概就能了解，为什么说一方碑志一段历史，这些碑版墓志的拓片让我们能更好地解读历史、感受文明、欣赏艺术、陶冶心情，更向我们讲述了一段段不能被遗忘的历史……
摩崖造像—一云间山巅的书法艺术
石刻文字在中国书法数千年的发展演变中，占据了很重要的地位，虽然载体同为石头却根据不同需要形成了很多不同的石刻类型，如碣石、摩崖、墓碑、功德碑、墓志、塔铭、墓莂、造像、石经、经幢等等。作为金石拓片系列的最后一期，我们今天来聊聊摩崖造像 ……
摩：本义为“摩擦，磨蹭”，崖：天然的石壁。据冯云鹏《金石索》曰：“就其山而凿之，曰摩崖。”
总结前辈先贤的论述，摩崖石刻有着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摩崖石刻是指人们在天然的山崖石壁上所刻的书法、造像或者岩画，而狭义的摩崖石刻则专指文字石刻，即利用天然的石壁刻文记事。
古人因叙事、记功把文字凿刻在天然的山崖石壁上，这些刻在崖壁的文字通常被我们称为摩崖书法。由于石壁不像碑石一样规整，大小、长度、广狭参差错落，既有天然的韵味，又有雄强的骨力与威势。很多摩崖书法也有不少是直接奏刀凿刻，故其书风多自然开张，气势雄伟，意趣天成，表现出一种阳刚之美。
摩崖书法虽然自古有之，直至隋唐宋元明清乃至今时今日仍在延续，但以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摩崖书法最受推崇。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有刻于北魏永平二年正月的《石门铭》，刻于北魏永平四年的《郑文公碑》及《论经诗书》，据称刻于梁天监十三年的《瘗鹤铭》，刻于北齐时期的《泰山经石峪金刚经》，以及刻于北齐北周时期的山东邹县岗山、铁山、尖山、葛山四山摩崖等等。而千百年来，书法界公认，南北朝石刻书法真切体现书体隶楷演变的时代风貌，自然、和谐、朴实，却浑然天成，具有撼人心魄的艺术美。
这些摩崖书法以天地为背景，借山峦为材料，书法艺术风格奇谲瑰丽，富有变化，以变隶为主，篆、楷、行各种书体兼而有之，规模宏硕，意境高古。但因凿刻于悬崖峭壁，且大多为鸿篇巨制，摩崖石刻的书者与刻者只能悬在空中书写和凿刻，可以想象在此过程中很难控制其方正精致。所以即使同一时期的摩崖书法，也各有其风格特点，或大气磅礴，或圆润均匀，或苍劲潇洒，虽然长期暴露于野外，受到千百年风雨侵蚀却依然不减恢弘气势！
《泰山经石峪金刚经》拓片部分
摩崖石刻融自然景观、宗教文化、书法艺术为一体，人们置身于山林峭壁、蓝天白云、苍松翠柏、潺潺流水、阵阵清风间观赏摩崖书法，既可以领略大自然的迷人景色，又可以沉醉于书法艺术的境界之中。所以，我们也不难理解为何自古文人墨客大多留恋名山大川了。
造像是佛教兴盛的产物，南北朝时期，中国佛教发展步入高峰，开窟造像的风气大盛。
我们通常所说的造像是指用石、木或泥、金属等雕塑、铸造各种佛龛、佛像或佛经故事，而摩崖造像则是指在山体上直接雕凿，一般是依山开凿洞窟，然后在洞窟中雕刻佛龛佛像，其特点就是置于露天或位于浅龛。
龙门石窟摩崖造像
造像记，则是各种宗教石窟、神龛等造像的制作留下记录的文字，因此所谓的“造像记”就是指“制造这些像的题记”。有的刻在佛像的台座，有的刻在碑的侧面或者碑的背面，还有刻在龛像附近。造像记的文字内容大多涉及造像名称、造像时间、造像者身份、造像题材、祈愿内容等。从书法角度来研究造像记时，可以发现这些石刻文字具有既符合当时书法审美却又各不相同的独特美感。 
这里就不得不提开凿于北魏孝文帝年间，后历经东魏、西魏、北齐、隋、唐、五代、宋等朝代连续大规模营造达400余年之久的龙门石窟。如今这里存有窟龛2345个，造像10万余尊，碑刻题记2800余品，其中的《龙门二十品》被尊为书法魏碑之精华，而唐褚遂良所书的《伊阙佛龛之碑》则是初唐楷书艺术的典范。
再来看之前书博“拓古传今－怀星堂藏金石拓片展”中展出的西魏“吉长命造像拓片”，造像主尊为坐佛，后有二胁侍弟子，四面线刻像暨祖父母、亡父母、叔、弟等一门大小供养人画像。旁有题名及造像记，题名与造像记文字均出自石工之手，字体隶楷相杂棱角分明，斩钉截铁又大刀阔斧，淳朴而粗犷，但其中多见别字和异体字，偶尔才生出妙笔。
同时展出的北周“杨仵女造像拓片”出自铜川药王山，这里拥有众多从北朝直至明清的摩崖石刻造像遗迹。“杨仵女造像拓片”刀法流畅娴熟，诚为北朝线刻精品，其造像记书法艺术以隶书为主，偶有楷书风格，字体肥腴浑厚，具有浓重的刻写结合的意趣。虽然很多摩崖造像上的书法出自民间，但正是这些名不见经传的刻工们的创造，给中国书法史留下了奇特瑰丽的一页，也让书法艺术多了自由的色彩。
北周杨仵女造像拓片
在西安中国书法艺术博物馆设有一个专门的区域来展示摩崖书法艺术，这一区域集中展示了陕西榆林红石峡清代石刻“大漠金汤”“蓬莱仙岛”以及汉中东汉褒斜道崖壁《司隶校尉杨淮表记》等8件代表作。
其中“大漠金汤”为清光绪二十五年 (1899年)延绥总兵龙得胜所题，“蓬莱仙岛”为同治壬申年（1872年）孟夏，前署榆林府林士班、延绥兵备道成定康、前任榆林府蔡兆槐所题。
而汉中东汉褒斜道崖壁《司隶校尉杨淮表记》更值得一书，通常被简称为《杨淮表记》，为东汉代表性隶书摩崖石刻，熹平二年刻于褒科道崖壁。细观其结字，虽参差不齐，却笔势开张，用笔沉实，且大多因石势而书，纵成列，横不成行，字态因字立形，自然天成，更显得古奇纵逸，朴拙真率，观之则生迥出尘寰，飘然物外之感。而以往过于规则的汉隶，因刻于摩崖却显得气象宏大，透出一股豪放雄浑之美。
中国书法艺术绵延数千年，不论是承上启下的南北朝，抑或是盛行楷书的盛唐王朝，每一时期书风与书体都体现出当时中国所处的特殊时期和国家精神。古人云：“游山如读史”，不同朝代的摩崖造像成为我们研读历史，品味书法演变的可贵资料。
摩崖石刻
开山凿窟，依山造佛，将摩崖造像融入自然，以山之广阔，彰显摩崖书法之磅礴，以山之浑实，反衬造像空灵之美。但可惜的是，由于摩崖造像长期暴露于野外，受到千百年风雨侵蚀，很多经典已然不再。若您想一睹摩崖书法的浑厚大气，可以去那些留存有摩崖石刻的历史古迹亲眼见证，当然，来书博的摩崖书法艺术欣赏区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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