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偃师商城博物馆里，现存一通《汉故安乡侯张公碑》。为广大读者所不知的是，这通汉碑竟出自西晋墓里。

          《张禹碑》实景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1993年春，偃师的考古工作者对位于该市高龙镇的一座古墓进行发掘。他们在认定该墓为西晋时期的同时，却在墓中发现了一通汉碑。专家们随后对该碑文字进行了详细考释。经与史书对比，得知碑的主人当为东汉安乡侯、太傅张禹。依据汉碑惯例，便将该碑命名为《汉故安乡侯张公碑》，简称《张禹碑》。这样一来，西晋墓中竟然出了通汉碑，立时成为当年考古界的一大新闻！

刻立于东汉永初七年（113）的《张禹碑》，因被后人作过墓门，其顶部已被打成圆弧状。该碑现存部分高1.20米、宽0.72米、厚0.06米。正面阴刻隶书16行，满行25字，碑侧和碑阴无字。全碑除右上角残损6字、右下角残损1字、左上角及左侧末行残损51字外，现存的331字基本清晰可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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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禹碑》拓片

碑的主人张禹，字伯达，赵国襄地人。后汉书中有传。史书上说，张禹生性忠厚节俭，其父死时，他所任职的汲地官吏和百姓送来了数百万之巨的财物，张禹都没有接受。不仅如此，张禹还把自家的田地、住宅让给伯父，自己则寄居在伯父家里。东汉永平八年（65），张禹被推举为孝廉。东汉建初年间，被授予扬州刺史。在任期间，张禹几乎走遍了所属的郡县，即使一些偏僻的

地方也不例外。每到一处，对百姓的申诉，张禹都要亲自核查卷宗，察其情，明其冤。因此，很受老百姓的拥戴。东汉元和二年（85），张禹调任兖州刺吏，第二年，升为下邳国相。东汉延平元年（106），张禹升为太傅，总领尚书事务。邓太后因为汉殇帝年幼，便下诏让张禹留住宫中，对其信任可见一斑。东汉永初元年（107），张禹被封为安乡侯，食邑一千二百户。五年后，因君臣不和，其安乡侯的爵位被免。东汉永初七年（113），张禹于家中病逝。

《张禹碑》的出土，是件很有意义的事。具体而言，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其一，为确认东汉帝陵方位提供了线索。该碑虽被晋人改变了原址，但《张禹碑》出土处的晋墓，应该距离张禹本人的墓穴不远，否则，不可能成为晋墓的建筑构件。依据碑文“在陵之滨”来推断，张禹墓应该距离皇陵不远。据文献记载，洛阳城南的六个东汉帝陵中，唯汉明帝显陵、汉章帝敬陵、汉和帝慎陵、汉殇帝康陵之葬早于张禹卒年。而葬于东汉延平元年（106）的后两帝，早张禹之卒也不过7年。所以，张禹既为汉和、汉殇两帝重臣，汉安帝又曾赐予其特殊荣誉，使其依傍其中一陵而葬，合于情理。据此推断，今偃师高龙镇现存的10余座土冢，与文献记载的东汉皇陵封田范围相当，应为东汉帝陵群无疑。其周围理应还有很多陪葬墓，张禹墓不过是其中的一处罢了。   

其二，碑文与史书记载内容既可相互印证，又能互相补充。虽说《张禹碑》碑文过于精简，所述内容较为笼统，没有史书记载的准确翔实（据推测，这也可能是张禹卒后，其门人故吏仅根据记忆写就），但其上几个关键时间节点和职务履历的记载，则为我们确知碑主的生平，提供了线索。

   比如，碑文中有“七年八月廿五日己丑公薨”一说，而《后汉书·张禹传》则载为“七年，卒于家”；碑文中有“延平之际，荣拜太傅”一说，而《后汉书·张禹传》则载为“延平元年，迁为太傅，录尚书事”；碑文中有“封爵安乡，忠诚是报”一说，《后汉书·张禹传》则载为“永初元年，以定策功封安乡侯”等，由此足证该碑主人确为东汉张禹无疑。

尽管史书对张禹生平事迹的记载较为准确翔实，但却未记张禹的生年；只知道张禹卒年为东汉永初七年（113），却未载张禹诞生之年，从而也就很难推断张禹的享年。该碑碑文有张禹“七十有六，构疾不豫”，从而弥补了这一缺憾。据此推断，张禹当为东汉建武十四年（38）出生的。

其三，由于该碑文字精简，书风古朴典雅，在标示着古隶向汉隶过渡完成的同时，也开启了“八分隶书”和“庙堂书法”的先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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