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俄国人于1879年1月15日踏进了克孜尔后山区的第213窟，并在西壁上留下了几行铅笔题写的俄文之后，克孜尔及其周边的石窟遭受了千年命运之后的劫难。在人类发展史上，虽然有“人之初，性本善”之说，可是恶的起头所带来的示范效应则是人类的各种灾难的蔓延。1903年4月15日至23日，日本大谷光瑞第一次考察队的渡边哲信和堀贤雄在克孜尔石窟进行考察活动，除了拍摄了一部分壁画和洞窟外景之外，他们在此萌生的盗心驱使了他们盗取壁画的行径。渡边哲信试图揭取壁画，因为技术问题只割走了少量小块壁画，其中有第224窟东甬道西壁八王分舍利图中的独楼和第198窟内的说法图。客观来说，这种不成功的盗取是建立在诸多实验基础上的，因此，与之相关的破坏是难以估计的。

接下来是德国人的变本加厉。1906年2月26日，德国由四人组成的第三次考察队在队长是格伦威德尔（Albert Grunwedel）的带领下，对克孜尔石窟的形制、壁画内容和布局、纹饰图案等作了较详细的记录，同时，割取了一部分壁画，连同其它文物一起运往柏林。第四次考察队由勒库克率领，于1913年7月在克孜尔石窟肆无忌惮地割取壁画，数量远远超过了前次。1933年，德国公布馆藏克孜尔石窟壁画的数量有252块，328.07平米，出自37个洞窟。第二次大战期间，柏林遭到盟军的轰炸，其中在民俗博物馆保存的壁画损失最多，约占40%，而被毁的都是展出中的精品，其中有不少是克孜尔石窟的壁画。

任何事情都有个技术问题，包括最简单的事。而盗取壁画是很有技术含量的活，日本人的不成功是因为技术不够。克孜尔石刻都是在砂岩的岩体上凿出洞窟的大形，有的有中心柱，有的没有，反映出不同的时代特点。洞窟内画壁画，首先要在砂岩的壁面上糊上一层以泥为主要材料并伴有草以及动物的毛发的新的壁面，这相当于家庭装修的墙面找平。这一基础壁面的处理很重要，关系到持久性。所以，最初的砂岩壁面是不平的，而且刻意留下一些凿的痕迹，以增强泥面的附着力。所以，有些洞窟内在顶上还要凿出安放木结构框架的槽，以安放木架，从而增加顶的附着力。基于此，德国人的盗取先是在确定盗取画面的位置的四周刻出深深的大约是一公分宽不到的槽，然后，沿着这个槽往中间掏。这是个细活。因为基础的壁面不平，碰到泥的基础比较容易，而碰到砂岩的就很费劲，因此，所用的工具不是一般的刀，而应该是一种既硬又能够转弯的像锯子一样的家伙。中国自古就有“工欲善必利其器”的说法，又有“没有金刚钻别揽瓷器活”的俗话。无疑，德国人的刀具是一流的。有了这样的工具，如此，慢慢的，一点一点的，有点铁棒磨成针的意思。可以想象的是，德国人盗取的那252块壁画要花多少工夫。显然，在这期间对周围壁画的破坏也是难免的，不成功盗取的损坏也是可以想象的。

今天，在克孜尔石窟的壁面留下了这252块壁画被盗的痕迹，它们是壁画后面裸露在外的原始的岩体，由此也可以研究德国人的切割技术。实际上现实中不止这252处，还有不成功盗取的部分，包括最初日本人的手笔。留下的还有一些已经规划并已经动手，但没有来得及实施或有其他原因放弃的，通过这些留存可以看到德国人的眼光还是狠毒的。

这一对幸运的鸭子，是德国人没有来得及实施或有其他原因放弃的

所以，今天每一个参访克孜尔石窟的人，都会在看到这些累累盗痕之后感到痛心疾首。当然，这也包括那些盗贼的同乡后人。1998年，德国在克孜尔石窟艺术研究领域中较著名的学者Marianne Yaldiz教授在考察克孜尔时，就对当年德国探险队在克孜尔石窟割取壁画的恶劣行径表示歉意，并将德国柏林印度艺术博物馆整理的《德国馆藏395块克孜尔石窟壁画目录索引》（以下简称《索引》）和272张壁画黑白照片提供给新疆龟兹石窟研究所。遗憾的是，而我们百度上的“克孜尔”条目内却没有这一段重要的历史，这一种选择性的忘记实在不明其里。克孜尔石窟是最好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可是，选择性忘记这一段历史，显然是不应该的。

以上全部壁画图片来自克孜尔石窟38窟

今年离德国人盗取克孜尔石窟壁画已经过去了111年。在这111年里，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现在到克孜尔石窟看看，可以感悟到国家的强大对于文物保护和文化传承的重要性。但是，我们要讨回这些被盗的国家文化遗产，还有漫长而艰辛的道路，还需要国家的进一步强大。

（本文的史料和数据来自赵莉著《克孜尔石窟考察与研究世纪回眸》，原刊《中国宗教研究年鉴1999—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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